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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述作《洙泗考信录》进而认为《易传》不出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

这样解释既契合朱熹要突出仁与义的对待，同时符合仁义礼智四德始终之序。他觉得只有体验和把握了儒学所讲的仁与心，才可以真正实践仁和发明心，或者说在此前提下其工夫实践才被灌注了真实的价值意义

[10]《朱子全书》(修订本)，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 进入专题： 朱熹 仁论 。陈荣捷认为：朱子说仁，实造我国思想史言仁之最高峰。已发之仁，真诚恻怛，这一诚心与真情是恭敬、羞恶与是非之情的基础。[8]向世陵，2006年：《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湖南大学出版社。更心字亦难指说，唯认取发用处是心。

……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概而言之，在朱熹心目中，以爱之理与心之德解仁具有不同的意义，且两者的意义具有关联性。[[17]] 无论是阴阳和畅、万物生遂的天地之泰，还是君推诚以位下，臣尽诚以事君的朝廷之泰，均体现出时势与义理的统一。

这时，卦才所表达的主体能动性就是顺应革的时势与义理，程颐说：以卦才言革之道也。《易》学中的时义本来就具有势—理合一的涵义，但王弼所讲的时义主要是以势为主导的势—理合一体，而程颐所说时势的内涵，则是以理为主导的理—势合一体。在理、势合一的时遇中，程颐也主张顺应客观的时势，其原因是理在势中，顺应势也就是顺应理，循理始终是卦才的根本追求。程颐的义理《易》学继承王弼之学，同样重视六十四卦的时义，并且也把时义看作是时势与义理的统一。

理不能胜，而且往，其咎可知。[[12]]《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第一册，第303页。

[[21]]在这里，未济之时与有亨之理是不统一的，但是，经卦才坚守有亨之理的主观努力，可以将未济转化为可济。他在《大畜卦》、《大过卦》传言中所谈识其时势的重要性时，均肯定处得中道，动不失宜，故无过尤也[[4]]，以过甚之刚，动则违于中和而拂于众心[[5]]，均把识理、循理的中和之道作为一个人是否识其时势的标准。但是，在人生哲学方面，玄学与理学差别甚大，这尤其体现在时势与义理不一致的情况下。若否终则有倾，时之变也。

三、卦才与理势之变 程颐有关卦才的提出，包含着一个理论上的前提：义理与时势可能存在着的分离。[[7]]  参阅杨立华：《卦序与时义：程颐对王弼〈易〉体例的超越》，《中国哲学史》（季刊），2007年第4期，第77-82页。程氏的《易传》在论述不利的时势时，他总是不断地涉及这个问题，并总是主张人处在忧患之世的处世态度，就是乐天顺命，这也就是周子令其寻孔颜乐处的意旨所在。遁即退避的意思，程颐对此卦的解释，遁者，阴长阳消，君子遁藏之时也。

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21]] 《周易程氏传》卷四，《未济》，《二程集》下册，第1022页。

[[26]] 《周易程氏传》卷一，《否》，《二程集》下册，第760-761页。畜之不已，则其德日新也。

他说： 人之行必度其事可为，然后决之，则无过矣。所以，尽管程颐在谈到卦才时强调守道济世而扭转时势，他自己心里也非常清楚，作转势之事业谈何容易。[[5]] 《周易程氏传》卷二，《大过》，《二程集》下册，第841页。阳气下降，阴气上交也。[[24]] 《周易程氏传》卷四，《困》，《二程集》下册，第941页。[[22]] 《周易程氏传》卷三，《咸》，《二程集》下册，第854-855页。

《周易·系辞下》云：是故《易》者，象也。爻本身具有阴阳、刚柔不同特性，每爻的爻位不同，卦才在不同爻位体现出不同的德性。

[[2]] 《周易程氏传》卷二，《大过》，《二程集》下册，第841页。在程氏《易传》中卦才包括的范围很广，也可以将其概括为德性、智能两个方面的主体能力[[13]]。

他经常说到： 时之盛衰，势之强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所以，他从天之道引伸出人之道，或者从人之道而上达于天之道，所表达的均是同一个意思，即义理是合于时势的。

前者称人文，后者称天文，他在注释《贲卦》时论述过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天文，天之理也。他希望证明，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绝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要求，同时也是合乎时势、达于吉利的客观必然要求，他说：君臣能相感，则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则上下之志通。[[7]] 那么，程颐的卦才究竟应如何理解？王弼义理易学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卦时与爻变，分别代表客观时势与主体应变。程颐不同于王弼，他更加重视决定时势趋向的内在法则的重要性，尤其强调在识其时势的同时更应该知其天理。

[[18]] 另一种是时势与义理分离的状况。《周易》强调决定吉凶悔吝的根本在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吉凶悔吝的根本又在各爻位及其阴阳刚柔的组合与特质中。

他说： 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王允、谢安之于汉、晋是也。[[25]] 这里所言命与义的分离，也就是时势与道义的分离，君子通过知命而安命，故而能在困穷之时坚持行义，外在的穷塞祸患不能撼动其心。

[[26]]这也是讲大人、君子在身处道与势分离的时势中，应该安于其否，而坚持守道济时。与王弼不同，程颐主张卦才能够反作用于卦时的客观时势，故而卦才成为客观时势中能发挥能动作用的主体。

[[20]] 《周易程氏传》卷三，《遁》，《二程集》下册，第866页。这时，卦才的能动作用则是通过对义理的追求和坚守，以实现对时势的控制与把握。程颐的主张是：君子困守其节以处下者，非乐于不进，独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进，故安之身，心固未尝不在天下也。由刚健文明，应天时行，故能元亨也。

程颐在《遁卦》中强调，卦才在时势与义理分离时必须体现出孔孟那种守道济世的精神。但是，由于程颐的时义存在着义理与时势的统一、分离这样两种十分不同的状况，故而卦才就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对策。

四、卦才的守道处困 据《二程粹言》所载，程颐年少时曾在周敦颐门下学《易》，周子强调重点是求仲尼、颜子之所乐。《周易程氏传》以卦才兼德、能，其实正是与六十四卦的时义相对应的。

[[28]]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上册，第8页。对于理学家程颐而言，《周易》六十四卦中时势与义理的两种状态，表达出理学必须满足建构两种哲学类型的需求。